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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至的资料简介 冯至的家庭 冯至的感情 冯至生平事迹故事

发布时间:2020-03-10  作者:蓝灵育儿网编辑  育儿网 www.dgmmb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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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至是我国现代杰出的诗人、学者。作为诗人,在诗的艺苑里他是长期地辛勤地播种、耕耘的劳作者,曾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作为德国文学的翻译家和学者,由于他的突出的贡献,荣获西德慕尼黑学院颁发的1983年歌德奖章;他还是优秀的散文家、历史小说作者、杜甫研究专家。他走过了漫长的人生道路,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在艺术上、学术上不断作新的探索和追求。

  一、“五四”孕育的新苗

  冯至很少谈及他的家庭和童年生活。他在《谈梁遇春》一文中说:“我们上天下地无所不谈,但两人不约而同,也有所不谈”,其中之一是,“不谈个人的家世”。好在他在《自传》中,曾极简略地谈到:

  1905年9月17日,我生在河北省涿县,原名冯承植。我的父亲在外边的机关或学校里做些文牍之类的工作,常常失业。我九岁时死了母亲。继母对我很好,我十二岁在涿县高等小学毕业,她克服经济的困难,排除亲戚的非议,送我到北京去读书。

  作家学者的家世和童年,对他后来的思想和写作,或多或少地有所影响,但并非任何一件事都如此。冯至在《自传》里谈到的两个情况,在他后来的思想和创作上,是留下了痕迹的。一是父亲这种收入微薄、经常失业的境遇,对他了解生活的艰辛,以至他带着愤懑和忧郁看人生,都不无影响。二是继母的高尚的品德,善良的心,在冯至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珍贵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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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秋,冯至告别家乡和亲人,考入北京第四中学。在这里,他是勤勉好学的学生。该校先后担任国文课教学工作的潘云超、施天侔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是冯至的思想启蒙导师。潘先生“五四”时,“在报纸上不断地发表署名的社论,支持五四运动,抨击北洋军阀政府,后来被反动政府捕去,判处一年徒刑。”(《自传》)施先生1919年就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和演讲稿,有政论,也有文学评论。冯至第一次从他那儿获悉西方的文学流派,“首次知道有‘写实主义’、‘象征主义’等等的名称”(《自传》)。冯至和几位同学办一个小刊物,施先生给了很大支持。

  “五四”运动对于当时知识青年的影响巨大而又深远。激进的青年,如后来成了冯至挚友的杨晦,是火烧赵家楼的勇士;沉静的有进步倾向的,如冯至,虽暂时未直接投身爱国洪流中,也因新思潮的冲击,新文学的影响,不久即成了新文学运动中的一员。

  冯至在中学读的是古文和辞赋,很少接触诗词。眼界不能不受局限,但古代文学的基础,对他后来的创作和学术研究,还是有益的。

  他很幸运,于1921年暑假考上了北京大学预科。北京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而北京大学又是文学革命的大本营。校长蔡元培先生是民主战士,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他在校内学术上实行兼容并包自由发展的方针。新文学的最初倡导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先后在该校文科任教;各种进步书刊,这里应有尽有。冯至在这里大量阅读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出版的杂志和书籍,《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晨报副刊》等,成了他的引路者,在他的面前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与此同时,他一面从异域摘取果实,特别喜爱德国浪漫派的作品,一面向中国古代文学吸取营养,对晚唐诗、宋词的兴趣尤浓。

  在昏暗的动荡的年代,在“五四”风雨中,善良、正直、深情、敏感、沉思的青年冯至在觉醒,在成长,他拥抱时代,迎来了诗神,用他动人的歌喉,唱出幽婉的歌。

  二、幽婉名篇《昨日之歌》

  冯至在1921年进入北京大学后即开始了新诗创作。1923年,他参加了前一年在上海创立的文学团体浅草社,并在《浅草季刊》上发表作品。浅草社成员星散,1925年与友人杨晦以及原浅草社成员陈翔鹤、陈炜漠在北京成立沉钟社,先后编印《沉钟周刊》《沉钟半月刊》。鲁迅先生称许沉钟社“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也可看做是包括冯至在内的该社同人的风格。

  年轻诗人冯至开始登上诗坛时,他那幽婉的名篇就不同凡响。他的第一个诗集《昨日之歌》,写于1921年至1926年,上卷基本上是抒情短曲,下卷收入四首叙事长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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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之歌》中收辑的1921和1922年的作品,虽然尚留下稚嫩的痕迹,但已显示了诗人的创作特色:从日常的生活中发现诗。诗集中的第一首《绿衣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诗的前一部分写邮务员平平常常的样子,谁也不注意他,诗的后一部分写道:

  但他小小的手中,/拿了些梦中人的运命。/当他正在敲这个人的门,/谁又留神或想——/“这个人可怕的时候到了!”

  据诗人后来说,这诗是在如下境况中创作的:

  那时的北京城是一片灰色,街头巷尾,到处是贫苦的形象和声音……。

  一天,我又在散步,对面走来一个邮务员,穿着一身绿色的制服,他的面貌是平静的,和这沉寂的街道一样平静,他手里握着一束信件,有时把信件投入几家紧紧关闭的门缝里。我看着这个景象,脑里起了幻想,我想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不是天灾,就是兵祸,这些信又给那些收信的人家送来了什么样的不幸的消息呢?这些信会使那些收信的人家起些什么样的变化呢?我当时根据这点空洞的、不切实的想象写下了我青年时期第一部诗集里的第一首诗。

  (《西郊集·后记》)

  这里,作者具体地介绍了《绿衣人》的创作过程,也为我们正确理解他的诗提供了启示。他的诗,表面看来,写的是平凡的日常生活,只是很小很小的一点,但因这是窥见全社会、人生甚至宇宙的观察孔,我们细心观察,即可看出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诗集中大多数作品,生活画面上蒙上一层阴影,情绪上带着深深的忧郁。《一颗明珠》通过写心的明珠,映出社会暗影,《孤云》所写的那“灰色的城”,虽未细绘,呈现的是旧中国的面貌。《残年》不满于“百般的花朵,一样的枯萎”,即使在一年将尽的时候,也是“酒冷,茶残”,人们“噤若寒蝉”。有时,诗人感到自己“象海滩上被了难飘散的船板”(《风夜》),不能不对病态社会,发出“不能容忍了”的警告(《不能容忍了》);在《狂风中》,诗人希望大自然的风雨,把黑暗的人间冲洗一番。正因为冯至认为现实社会是黑暗和险恶的,所以他才在《你》中发出这样的感慨:

  人间是怎样的无情,/我感受的尽是苦恼。

  冯至的这些诗,清晰地呈露了一个正直、诚实、生活态度严肃、痛恨邪恶、向往光明的知识分子的灵魂。诗的思想感情不能说没有局限,但它的本质和主导倾向是纯洁的、向上的。如果说《晚报》从深夜卖报者的呼喊,和“没有一家把门开”的情景中,感叹世态炎凉,人间无爱,那么,《瞽者的暗示》则既有感于社会的漆黑,又呈露了欲探路而尚未得的苦闷。全诗有象征的意思,内涵丰富,其中至少含有这样一层含义:过去,是从黑暗的深巷中走来,今后也难见天光,怅惘、苦闷之情,隐约可感。

  《昨日之歌》中的许多诗,歌吟友谊和爱情。写友情的诗数量不多,然而就质而言,当时少有可与之比拟的。《别K》不写眼泪,悲伤,不写友爱热浪的翻滚,只要朋友仔细地餐饮此时的情浆,品那比什么都甜、比一切都苦的美味,颇为别致;而《怀Y兄》更是绝妙。通过“我”的行动和感觉,把“我”思念友人到了近于痴疯程度的心情,作了巧妙的描绘。明知友人已经离去,但“我”以为他还在,习惯地去到他窗前,轻轻地呼唤他,而且还以为有人答应,所以“傍着窗儿痴等”。将友情之深与浓,表现得臻于极致。

  《昨日之歌》中的爱情诗,上品较多。与同时代的诗作比,我们可以发现它的艺术美和独创性。它不似郭沫若的爱情诗,坦率,热情如火;不似《湖畔》派诗质朴自然,天真烂漫;不似刘梦苇杜鹃般啼血;也不似李金发的流于颓废伤感;冯至用奇妙的想象、幻象情丝,比喻和象征的手法,织成一幅幅爱的美锦。轻婉的幽思,流动的柔情、飘香的诗意,给人以巨大的艺术享受。《在宴席上》,以叙事为主,抒情与叙事相结合,通过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故事,赞许了两颗追求纯真爱情的心。《在阴影中》所写的,与资产阶级的庸俗的和自私观念支配的“爱情”,完全不同。“我”为了获得她的爱情,仿佛“在地狱的中途尝遍了冰雹同烈火,暴雨和狂风”;而为了她同“我”的深情,“我”愿意:

  我一人稜稜地昂首,/在那地狱的深层——/望着她将光明紧握,/永久地,永久地向上升腾!

  这种感情,与自私、妒嫉、贪婪绝缘,不是把对方看成是自己的私有物,不抱庸俗的愿望;只是怀着真诚的爱,只是希望对方幸福,而自己即使最苦最苦,也心甘情愿。这样的感情,晶莹纯净,难能可贵。

  在冯至的爱情诗中,最能代表其特点和艺术高度,甚至堪称绝唱的,我以为是《我是一条小河》、《在郊原》、《默》、《蛇》等。

  《我是一条小河》,构思巧妙,意境完美,有一条情节的线索,明喻中又有暗喻。情意浓,诗意也浓,想象新颖,写法也新颖。《在郊原》的音乐旋律,具有词和小令的特色。在优美的节奏,和谐的韵律中,抒发痴痴的恋情。《默》于静中写动,默中写声,“我”那悄悄的一声,所表达的深情,胜过千言万语;最后暗示两人的心境,尽传神之妙:

  我们晕晕地,朦朦地,/象一对河里的小鱼,/滚入了海水的涛浪。

  《蛇》不长,仅三节:

  我的寂寞是一条长蛇,/冷冷地没有言语——/姑娘,你万一梦到它时,/千万啊,莫要悚惧!

  它是我忠诚的侣伴,/心里害着热烈的乡思:/它在想着那茂密的草原,——/你头上的,浓郁的乌丝。

  它月光一般轻轻地,/从你那儿潜潜走过;/为我把你的梦境衔了来,/象一只绯红的花朵!

  诗人极敏锐的感情触角,感觉到未经人到的处所;大胆的奇妙的想象和比喻,更使人叹为观止。我国人民的欣赏习惯,一般对蛇总是怀着厌恶、害怕的心理。然而,冯至笔下这“蛇”的形象,却使人感到亲切可爱。诗人摒弃了蛇使人可怕的部分,第一节只取蛇的修长和无言,形容寂寞,第二节取蛇的棲息草丛的生活习惯,用这比拟“我”对心爱的人的乌丝的感情,第三节取蛇行走和蛇只能用口衔物的特点。这种暗喻,比明喻更能耐人寻味。这种写法,诗意盎然,且富诗情诗趣,把“我”的爱意,她不在身边时的寂寞的心,思念之情,化成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感人至深。

  冯至的抒情诗,有些近似海涅早期作品和后来苏联伊萨柯夫斯基的诗。大多有一点情节,而且有一点情节波澜。这一点情节波澜,使诗美诗趣横生。但冯至的诗才,更为突出的表现是长于想象。这种想象往往不是直线的联系,是由甲联想到乙,又从乙联想到丙,象一只飞翔着的小鸟,在空中自由地迴转,绕弯,忽高忽低,忽东忽西。想象的飞行路线,一方面是“出人意外”,很新颖;另一方面,又在情理之中,有自己的艺术规律,读者也能心领神会,觉得很美。

  和想象相联系,冯至善于用一些人们常见的事物作隐喻或象征,如小河、河里的影子,湖心的小船,星星,一片云,蛇,残余的酒,等等,可以说,没有一样东西是新奇的。它的新,不在用作隐喻的事物本身,而在于所要表现的东西与用作隐喻的东西之间的新颖的联系。如《蛇》写“我”因爱人不在身边而感到的寂寞和对她的想念,用蛇这个常见的动物作隐喻,一般往往取蛇的不常发出叫声,而冯至则用蛇的修长比喻寂寞。这样,就不与人雷同。诗人的想象,应该是对两个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或相似之处的新发现,应该是第一次发现。切忌步人后尘,切忌牵强,切忌呆滞。

  冯至的抒情诗,最初两年的作品,尚有稚嫩痕迹,稍后即趋成熟,精心结构,几乎每一首都有一个完整的优美的意境。有些诗用画龙点睛手法,显示精义,重在启示,不在说明,决不画蛇添足。

  冯至的抒情诗,意境多种多样,有现实生活和事物的描绘,也有非现实世界的幻想与虚构。《不能容忍了》写把胸怀剖开,取出心儿捧着; 《满天星光》写得满天星光聚在我怀里,把它当作泪珠,用情丝穿起,制成一件外氅,披在爱人身上,如此等等,纯属幻想; 《残余的酒》写爱情的酒,也是非现实的。这是通过幻想、幻觉、现实的变形来反映生活。皮相地看,以为这不可想象;取内在神貌考察,恰恰是对现实某些事物作深刻反映的一种形式。

  冯至早期抒情诗的章法结构,有的很奇特。如《雨夜》,第一节写在雨夜的林中,仿佛是无数幽灵在歌舞。第二节,写有一人“在林中踽踽”。第三节写闪电示给他一条小道。第四节写雷击林中,幽灵四散,在隐秘处唱着悽切的歌。第五节是幽灵们唱的歌。这五节,一二三节相联,四五节又和第一节相接。《窗外》第一节写窗外的老槐树,第二节写窗外的燕子,第三节写窗外白云,第四节写夕阳照着的屋,各节并无关联,诗正是要通过这各异的互不相关的事物,暗喻大自然、社会的复杂。《在郊原》一二节紧紧相联,三四节丝丝入扣,又与第一节相呼应。诗的结构的多样,便于表现变化多样的意境。

  冯至在开始写诗时,不大重视音乐美。1924年以前的诗,基本上是散文化的自由诗,追求平淡中的诗意。从1924年起,诗人逐渐重视诗的节奏、平仄、双声叠韵和韵脚。《我是一条小河》、《怀丫兄》、《在郊原》、《蛇》、《风夜》等,都具有高水平的音乐美。请看《在郊原》的最后一节:

  爱啊,我一人游荡在郊原,/将运命比作了,青山淡淡——/续了又断的/是我的琴弦,/我放下又拾起/是你的眉盼!

  这一节诗,从音乐节奏和旋律说,分两个部分。一、二行是一个有机体;三至六行结合很紧。一行二行都是长短句相间,第一行先是短,后是长,第二行先是长,后是短。读起来有回环往复的旋律之感。而且它们与三至六行的音乐旋律有着内在的联系。一二行节奏较慢,三四五六行,快慢相间。“原”、“淡”、“弦”、“盼”,间一句押韵有规律,再加上“淡淡”、“琴弦”、“眉盼”这些连绵词和双声叠韵,更增加了缠绵感情的浓度和分量。不仅如此,由于韵脚选得适当,采取了音韵厚实的韵,有助于渲染感情。冯至的《我是一条小河》、《在郊原》等,音乐美特别突出。

  冯至的《昨日之歌》,仅就抒情诗而论,艺术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一些方面提供了别人所不曾或很少提供的东西;其中最优秀的作品,和其他诗人的名篇一起,代表着二十年代我国新诗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昨日之歌》下卷中的四首叙事诗,分别写于1923年至1926年。每首均在百行以上,艺术上都是成熟之作。《吹箫人》的主旨,是爱情和艺术不可缺一。故事既有传奇性,又具有现实性。吹箫人在深山老林中保持恬静的心,但一夜,忽被一位吹箫的女郎叩开了心扉。他仅闻箫声未见吹箫人,于是四处寻找这位吹箫的女郎。待他与她见面时,她病入膏肓。他不得不用自己的箫煮成药,医好她的病。然而,两人结合后,他没有了箫,也悲伤成疾,在这种情况下:

  她终不能不把她的箫,/也当作惟一的圣药,/完成了她的爱情!/完成了他的生命!

  诗以浪漫多变的情节,娓娓动听的叙事描述见长;而有些描写,一方面具有直接的现实的意义,另一方面又有象征的意义。为减少悲剧给读者带来的心灵上的重压,诗的前奏曲和尾声,故作遁辞。这种处理方法,也颇别致。

  《帷幔》,是封建社会深闺少女的一个悲剧。在《昨日之歌》四首叙事长诗中,这一首反封建的社会意义最为突出。少女由父母包办与人订婚,不知未婚夫是什么样子。一天偶然听说未婚夫“是一个又丑陋,又愚蠢的男子”,为抗婚,出奔削发为尼姑。后来她得知未婚夫是个“俊秀少年”,遂陷入莫大的苦闷中。一次,她在楼上听到一个牧童的笛声,激发了她的情怀,她将压抑着的热烈的爱,和深深埋着的愿望,绣在帷幔上。帷幔空了一角,拟作绣悲伤之情用。但还未绣这一角,她已病重,自知不久于人间,就将这帷幔掷下窗,方离开尘世。诗最后说:

  现在已经二百多年了,/帷幔还珍重地,被藏在僧院里——/只是那左方的一角呀,/至今没有一个人儿,能够补起!

  这是含着深意的。实际上是说,世上的悲剧多得很,而如帷幔上绣的甜蜜情景很少见。这首诗,暴露了封建社会婚姻制度的罪恶,反映了青年男女心底的要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呼喊。

  《蚕马》取材于《搜神记》,是一个神话般的故事。蚕马是痴情青年的化身,它帮助少女寻到父亲,对少女怀着热恋。它因病被杀,剥下了皮,最后,当少女生命濒危时:

  马皮裹住了她的身儿/月光中化作了雪白的丝蚕!

  这蚕马,形似马,情似人。诗人驰骋浪漫主义的想象,情节似天马行空,且富诗意。

  《寺门之前》通过一个老僧的口,叙述故事,他长期窒息着自己的爱情的萌芽,但有一次他在黑夜中经过被军阀官兵洗劫的村庄,摸索着行进时,手触着一具半裸的女尸,感情冲动,将女尸拥抱。这事别人都不知道,但僧人在三十年后,仍忘记不了这件事:

  “这是我日夜的功课!/我的悲哀,我的欢乐!/什么是佛法的无边?/什么是彼岸的乐国?/我不久死后焚为残灰,/里边可会有舍利两颗?/一颗是幻灭的蜃楼,/一颗是女尸的半裸!”

  这无异是对宗教的控诉,不,是对一切窒息人们正常性爱的黑暗势力的控诉。冯至叙事诗的反封建反野蛮宗教的思想,就是通过这样的变态表达出来。

  这首诗写的是中国的人和事,不过可能受到海涅短诗《咒语》的影响。但情节和主题并不一样,《咒语》中的修士和《寺门之前》的僧人思想感情也不相同。《寺门之前》是诗人的创造。

  严肃的执着的人生态度。贯穿着这些诗作,《帷幔》《寺门之前》虽写佛门弟子,然而不仅不是肯定消极遁世思想,而且对它们进行了讽刺。《蚕马》那执着的对爱情的追求,《吹箫人》对艺术和爱情的忠诚,其实,也反映了作者的处世哲学,作者的为人。这些诗,把反封建和追求自由爱情的呼声,以及诗人的思想倾向,隐藏在融化在精妙的构思和传奇性的故事里,艺术感染力较强。这几首叙事诗,就细节而言,尚有可推敲之处,就整体而论,在艺术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在新诗的第一个十年,叙事长诗众多。徐玄庐的《十五娘》,主要是从中国民间叙事诗吸取养料外,其他都是在外国诗歌的影响下产生的。冯至的叙事诗,则兼取中外叙事诗之长。一方面受德国谣曲和海涅等浪漫派诗人作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承继了中国从《孔雀东南飞》到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琵琶行》这类叙事诗的传统。

  冯至的叙事诗,情节单纯并不单调,有波澜起伏又比较自然,作巧妙安排又不露痕迹。《吹箫人》《帷幔》象民间说唱文学,故事性强,顺序写去,有头有尾。诗的主题寓于故事之中,毋需也并不附加说明。在这里,诗的情节的提炼与主题的凸现,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吹箫人》如只写到男主人公寻到吹箫女郎,并用自己的箫作为药引煮给她喝,医好了她的病为止,则诗的主题是:为了爱情,可以牺牲自己的艺术。而作品还写了男主人公在获得美满的爱情后没有了自己的箫,遂忧郁成疾,结果,她也不得不用自己的箫作为“唯一的圣药”,煮给他喝。诗的结尾写道:

  剩给他们的是空虚,/还有那空虚的惆怅——/缕缕的箫的余音,/引他们向着深山逃往!

  留给他俩的,只是“空虚”和“空虚的惆怅”,这是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至于向深山逃走,完全无济于事,仍逃不脱“空虚”和“空虚的惆怅”的袭击。情节发展至此,主题也就不言自明:没有爱情,无法生活;没有艺术,也同样无法生活。

  冯至的叙事诗,许多情节、场面,都含有诗意。一些具有诗意的物件,如箫,帷幔、蚕马,不仅成了情节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而且是诗意的核心。

  作为叙事诗,《吹箫人》、《帷幔》、《蚕马》、《寺门之前》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是塑造了一系列艺术形象,如热爱艺术和忠于爱情的吹箫人;为反抗封建婚姻,削发为尼姑终究无法窒息春心的尼姑;至死也热恋着姑娘的蚕马;被关进寺院仍怀着热烈情爱的和尚,他们的思想性格,他们的感情世界,都写得丰满。从这一方面看,确实是前所未有,即使是后来,也只有艾青的《火把》《向太阳》,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可以与之媲美。

  《昨日之歌》奠定了诗人冯至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

  三、向生活深处迈步,在艺术之峰攀登

  1927年夏,冯至在北京大学德语系毕业。原来,北京孔德学校约他去任教。这是当时著名的一所学校,系蔡元培先生创办,进步力量较强,充满自由空气。然而冯至的兄长般的好友杨晦却对他说:“孔德学校是个好学校,但对你没有好处,你需要认识社会,在那里你认识不了社会,你应该到艰苦、甚至黑暗的地方去,好好地锻炼锻炼。”(《从癸亥年到癸亥年》)最后,冯至听从了这语重心长的规劝,接受了哈尔滨第一中学的聘书,难割难舍地离开了挚友,告别了熟悉的北京,奔赴北国哈尔滨,在那儿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寒冷的冬天。年轻的诗人从友爱的氛围中走出,在陌生的环境中,一个人孤寂地生活着,“那时整个的东北三省长期在奉系军阀愚昧而残酷的统治下,更加上日本军国主义的欺凌和侵略,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而哈尔滨的官僚买办浑浑噩噩,荒淫无耻,使这座松花江畔美丽的城市充满了金银气、酒肉腥和贫苦劳动者的血泪。”(《从癸亥年到癸亥年》)这样,敏感的诗人自然感到难受,觉得度日如年。不过,这对他扩大视野,认识多方面的社会生活,确实大有益处;对他的诗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的第二个诗集《北游及其他》中,反映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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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游及其他》共分三辑。第一辑《无花果》,写于1926年秋至1927年夏,那时作者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第二辑长诗《北游》,是作者在哈尔滨“利用1928年新年放假三天的空闲,日以继夜地写出”的(《自传》)。第三辑《暮春的花园》,是冯至1928年暑假回到北京后,在孔德学校教国文时写的,包括1928年秋至1929年夏期间的诗。诗集初版本扉页上有“呈给慧修”字样。这“慧修”,就是杨晦。在《序》中,冯至抒写了他和杨晦的真诚深厚的友情:

  “他用着从他的辛苦生活里换出来的一些经验,把我当作小弟弟一般地爱着,从冬天买棉鞋到夏天做单衫,从白天到大学去听讲到夜晚坐在灯底下写诗,只要是关于我的生活上的事,无论是精神的或是物质的,几乎没有一件不是他替我想的比我自己所想的还多……。

  还说,自己上小学,是母亲用了半夜的功夫为他作准备;从故乡到北平上中学,是勇于决断的继母,独排众议把他送去;入大学那年,是父亲送他,那时父亲似乎要把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他手中;而从北平到哈尔滨,则是杨晦料理。冯至到哈尔滨后,杨晦不断写信,在信里对他说:

  人生是多艰的。你现在可以说是开始了这荆棘长途的行旅了。前途真是不但黑暗而且寒冷。要坚韧而大胆地走下去吧! 一样样的事实随在都是你的究竟的试炼,证明。……此后,能于人事的艰苦中多领略一点滋味,于生活的寂寞处多作点工,那是比什么都要紧,都真实的。” (《北游及其他序》)

  人们知道,在《沉钟》周刊第一期,就引了英国作家吉辛的话:“而且我要你们一齐都证实……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之一日”。鲁迅在称赞沉钟社时,也说:“它好象真要如吉辛的话,工作到死掉之一日;如‘沉钟’的铸造者,死也得在水底里用自己的脚敲出洪大的钟声。”(《<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在《北游及其他》的序之前,也引用了这样一句话:“当我还未完成了一件美丽的工作,上帝呀,请不要让我死亡!”我以为,这就是“沉钟社”的精神,“沉钟社”的风格,也就是冯至的人生态度:认真地生活,认真地工作,不懈怠,不消极,不沉沦。这一切,我们从《北游及其地》中,从冯至后来的长期岁月中,都可以得到证实。

  长诗《北游》较之《昨日之歌》,现实主义的深度增加,而艺术魅力不减。诗人从学校走向社会,个人独立地在生活湖水中游泳,更广泛更具体地看到了旧社会的黑暗,亲身体验、品尝了生活的苦味之杯,诗中愤激之情较前更浓。在火车上,诗人看到了:

  谁的心里不隐埋着无声的悲剧,/谁的面上不重叠着几缕愁纹,/谁的脑里不盘算着他的希冀,/谁的衣上不着满了征尘:/我仿佛也没有悲剧,没有希冀,/只是呆呆地对着车窗,阴沉,阴沉……

  在哈尔滨,我们的这位正直的爱国的诗人,感到“象是游行地狱”:

  苏俄,白俄,乌克兰,/犹太的银行,希腊的酒馆,/日本的浪人,/高丽的妓院,/都聚在这不东不西的地方,/吐露出十二分的心足意满!

  不仅如此,还有那大官的“姨太太穿着西装,老爷的肚子猪一样的肥”;还有,到处是阴谋,灵魂生蛆:

  这里有人在计算他底妻子,/这里有人在欺骗他的爱人,/这里的人,眼前只有金银,/这里的人,身上只有毒菌,/在这里,女儿诅咒他的慈母,/老人在陷害他的儿孙……

  愤怒之火在燃烧,痛恨之情在翻滚。这诗,细节生动,形象,又凝炼,富有艺术概括力。读了这首诗,我们仿佛窥见了那腐朽社会的全景,正如诗中所描绘:

  啊,这真是一个病的地方,/到处都是病的声音——/天上那里有彩霞飞翔,/只有灰色的云雾,阴沉,阴沉……

  从《北游》中,更呈现了诗人的心痕。对于北方邻国人民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革命,建设,奋斗,诗人朦胧地憧憬,流露出神往,敬仰之情:

  松花江上停泊着几只小艇,/松花江北的北边,该是什么景象——/那是苍茫的西伯利亚大陆,/风雪的故乡!/那里的人是怎样地在风雪里挣扎,为了全人类作勇敢的实验……

  尽管由于诗人还不曾看见黑暗长途远处的灯火,不免在悲愤中夹着惆怅和迷惘,苦闷和忧郁,但他仍然坚韧地在探求前进的路,严肃地扪心自问:

  我生命的火焰可曾有几次烧焚?/在这几次的烧焚里,/可曾有一次烧遍了全身?/二十年中可曾有过超越的欢欣?/可经过一次深沉的苦闷?/可曾有一刻把人生认定,/认定了一个方针?

  在这里,我们听到了诗人鞭击自己的声音,同时,我们也感觉到,诗人的思想,并没有停滞,正在酝酿着变化。

  《北游》长达四百余行,分十二节,各节有相对的独立性,又互相联系。最长的一节有七十四行,最短的只有十四行。每一节结尾一句的后半部,都用“阴沉,阴沉……”作结束。如:

  此处便是一望无边的阴沉,阴沉……

  死一样地,阴沉,阴沉……

  只有灰色的云雾,阴沉,阴沉……

  这象电影的主题歌曲,如同乐曲中的基本旋律,将诗作的情调、色彩,作了具体而又象征性的表现。

  何其芳在论及冯至的诗时说:“开头的歌唱也还有些生涩,然而渐渐地或者说相当快地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自己的风格:文字并不太加修饰,然而却表达出来了一种沉重的浓郁的感情,好象就是这种感情本身构成了它的艺术魅力。在他同时和稍后的诗人中,有比他写得奔放的,有比他写得清新的,有比他写得绮丽的,然而象用浓重的色彩和阴影来表达一种沉郁的气氛,使人读后长久为这种气氛所萦绕,却不能不说是这个作者的特长了。”(《诗歌欣赏(十)》)这是很精当之论。

  《北游及其他》中的短诗,一类是爱情诗,一类是关于社会、人生的抒情诗。爱情诗艺术上臻于纯熟。《迟迟》专写盼她给以回答而她迟迟未回答的时刻; 《园中》取暗示法,托物寓意,寥寥八行,余味无穷。《什么能够使你欢喜》借古代昏君引爱姬发笑的两个故事,转作他义,另出新意:说如果你爱听裂帛的声音,那“我的时光也是有用的彩绸一匹,我为着期待你,已把它扯成千丝万缕”;如果你爱看烽火的游戏,那“我心中的烽火早已高高为你燃起”。《桥》用想象将对她的追求和思念,化作修桥的愿望,写得奇美。

  在《北游及其他》中,伴随着诗人放眼看人生,悲伤的色彩在一些诗里,较之《昨日之歌》似趋浓重。但诗人那坚韧地工作的人生态度,不牟私利的道德准则,以及对于光明的不绝的希望,使诗集里的气氛,并非都是一片阴沉。《花之朝》请友人将来为自己写上这样的墓志铭:

  “他也曾在花开的早晨寂寂地狂欢,/他也曾在花落的早晨寞寞地长叹;/花却永久无恙地开落在人间,/在他的怀中并不曾带走了一瓣。”

  花长存,个人短暂,但他并不想将花据为己有。在《月下欢歌》里,诗人放怀歌唱:“不要哀哀地诉苦了”,“我无边的希望都充满了在这无边的月色当中”,“我全身的细胞都在努力工作”;诗人将感谢,献给大自然,献给父母,献给中华民族,献给祖国和整个宇宙。这诗使我们相信,作者可能还要走些曲折的路,但他不会在苦闷的湖里下沉。

  1930年5月至9月,冯至和废名(冯文炳)在北平主编周刊《骆驼草》。冯至后来说:

  我在里边发表的散文和诗,有的内容庸俗,情绪低沉,反映我的思想和创作在这时都陷入了危机(《自传》)。

  发表在《骆驼草》上的诗共八首,即《送》 (刊第1期),《晚餐》 (刊第2期),《日落》 (刊第4期),《星期五的夜晚》、《等待》 (刊第9期),《夜半的园林》、《酒醒》 (刊第15期)。这些诗,失去了《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的那种清新和愤懑,诗风趋于清淡。不过,个别作品仍透露了诗人不安于这种消沉生活的信息。

  四、学者生涯,并未忘怀诗神和政治风云

  1930年,冯至决定了要走学者之路,于这年9月,远走德国,进入海岱山大学学习,主科是德国文学,副科是哲学和艺术史。导师名BoucKe (布凯),这是一位歌德研究专家。冯至的好友杨晦在国内,仍时时关怀着他:

  当时杨晦曾写信给我,说要抓紧这个机会,认真读几年书,不要沾染当时留学生的习气。在这几年内,我书是读了,也很少沾染一般留学生的习气,但是头脑里装的是存在主义哲学,里尔克的诗歌和梵訶的绘画,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从癸未年到癸未年》)

  冯至没有辜负友人的期望,1935年在德国获文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为《论诺瓦利斯(Noluvis)的文体》。论述的是德国的一位才华横溢、不幸早逝的诗人。冯至在《谈梁遇春》中曾说到他:“这是文学史里的一种现象,有少数华年早逝的诗人,象是稀有的慧星忽然出现在天边,放射异样的光芒,不久便消逝。”他们“以惊人的才力,呕心沥血,谱写下瑰丽的诗篇。他们的思想格外活跃,感触格外敏锐,经历虽然不多,生活却显得格外灿烂,在短暂的时期内真可以说是春花怒放。……例如中国的李贺、英国的济慈、德国的诺瓦利斯等人,确实是这样。”在中国,诺瓦利斯的作品未翻译过来,很少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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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至在德国的五年留学生活,对他不能说没有消极影响,但对他成为德语文学的专家学者,几乎是不可缺的;而且,即使就对他的创作而论,也不能说毫无益处。象他这样痛恨黑暗势力追求光明的人,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和反动派作最后决战的伟大时代,迟早会成为前进的战士,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1935年9月,冯至从德国归来。次年他在上海同济大学附设高中班任教,他说:“我给学生上课,实际上进步学生与反动学生之间的斗争随时都在给我上课。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跟着同济大学从上海到浙江金华,从金华到江西赣县,后来又经过桂林,于1939年初到了昆明。在这时期,除了翻译一些诗歌外,‘写不出来’的情况仍然继续着”(《自传》)。冯至这时,一方面颠沛流离,生活很不安定;另一方面,因他同情进步学生,开始卷入政治斗争漩涡中。1938年暑假,冯至和杨晦受到了迫害。

  1939年,冯至到昆明,转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授。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他住在离城十五里的乡间农舍里。每星期进城两三次,其余时间就在住所读书,中外古今的书他都读,最喜爱杜甫和陆游的诗,歌德的著作,和《鲁迅全集》。

  1941年,冯至重新写诗,在一年内写了二十七首十四行诗。这就是《十四行集》。这个诗集1949年版有一个序言,叙述了创作的动机:

  ……内心里渐渐感到一个责任:有些体验,永久在我的脑里再现;有些人物,我不断地从他们那里吸收养分;有些自然现象,它们给我许多启示;我为什么不给他们留下一些感谢的纪念呢?由于这个念头,于是从历史上不朽的精神到无名的村童农妇,从远方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飞虫小草,从个人的一小段生活到许多人共同的遭遇,凡是和我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连的,对于每件事物我都写出一首诗……

  这是作为诗人的冯至第二阶段创作的成果,也是他对中国新诗在继对抒情诗,叙事诗作了重要贡献之后,作出的第三个贡献。朱自清曾从史的角度谈到这个问题:

  从陆志韦先生起始,有志试验外国种种诗体的,徐(志摩)、闻(一多)两先生外,还该提到梁宗岱先生,卞先生是第五个人。……第六个人是冯至先生,他的十四行集也在去年出版;这集子可以说建立了中国十四行的基础,使得向来怀疑这诗体的人也相信它可以在中国诗里活下去(《新诗杂话·诗的形式》)。

  中国的十四行诗,冯至和卞之琳的作品,既是这一诗体成熟的标志,又代表着这一诗体的最高水平。

  冯至的十四行诗,首首具有诗意。第一首至第四首,诗人赞颂了大自然和宇宙的一切蜕化现象,把这“看成我的引导”;诗人还特别讴歌那小草:

  但你躲避着一切名称,/过一个渺小的生活,/不辜负高贵和洁白,/默默地成就你的死生。

  一切的形容,一切的喧嚣/到你身边,有的就凋落,/有的化成了你的静默:

  这是你伟大的骄傲/却在你的否认里完成。/我向你祈祷,为了人生。

  愿意一生象小草那样,渺小、纯洁、实在。第九首歌颂一位无名战士。这种人物,在冯至诗中是第一次出现。第十至十四首,歌颂了中外五位文学家、艺术家:蔡元培,鲁迅、杜甫、歌德、梵诃。诗人怀着“感谢的深情”,以朴实的笔墨,着重从这些文化巨人与社会、时代、青年的关系中,来呈露他们的形象。写法多样,各呈异彩。例如第十一首《鲁迅》,只是写了这位巨人在散文诗《一觉》中对青年寄予的希望:

  你走完了你艰险的行程,/艰苦中只有路旁的小草,/曾经引出你希望的微笑。

  在十四行中,冯至往往使个人与整个世界,使细微的现象与社会甚至宇宙联系起来,启发和诱导读者去沉思,去领略,神会其中诗意的奥秘。

  十四行诗的形式格律,有许多严格的规定与限制。但冯至长于此道,驾驭它并不感到困难,他说:

  我采用了十四行体,……纯然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我用这形式,只因为这形式帮助了我。正如李广田先生在论十四行集时所说的,“由于它的层层上升而又下降,渐渐集中而又解开,以及他的错综而又整齐,它的韵法之穿来而又插去,”它正宜于表现我所要表现的事物。它不曾限制了我活动的思想,只是把我的思想接过来,给一个适当的安排。(《十四行集·序》)

  1983年,诗人又说,《十四行集》,“我也自认为比二十年代那两部诗集思想上深沉了一些,艺术上更纯熟一些,我写十四行,并没有严格遵守这种诗体的传统格律,而是在里尔克的影响下采用变体,利用十四行结构上的特点保持语调的自然。”(《诗文自选琐记》)这个诗集,曾获得了国内外学者很高的评价。李广田先生写了一篇长达三万字的论文,专论《十四行集》,指出,诗人“在那最日常的道路与林子中发见他的诗”,“在那平凡的事物里发见那最不平凡的”;从《蔡元培》、《鲁迅》、《杜甫》、《歌德》、《梵诃》中,可以“更清楚,更具体地看出了诗人的人格,这人格正是那一人我,一万物,一久暂,认一切均在关连变化中向前向上的宇宙观之最切实的体认”。李广田认为,《十四行集》最突出的特点和优点,是“沉思的诗”(《诗的艺术·沉思的诗》)。朱自清在《新诗杂话》中,一再肯定它,说冯至是“从敏锐的感觉出发,在日常的境界里体味出精微的哲理的诗人”;“冯先生的集子里,生硬的诗行便很少;但更引起我注意的还是他诗里耐人沉思的理,和情景融成一片的理”;“闻一多先生说我们的新诗好象尽是些青年,也得有一些中年才好。冯先生这一集大概可以算是中年了。”(《新诗杂话·诗与哲理》)国外研究者,如日本的佐藤晋美子,在《茶水女子大学中国文学会报》1983年第二号上,也发表了关于《十四行集》的评论,给了很高的评价。

  《十四行集》表明,冯至的思想,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视野更加开阔,认识更加深刻,更加关注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和人类、宇宙的发展。诗人虽然没有写抗日的战歌,但是,他的诗有利于建筑中华民族思想上的抗日长城。

  以1941年创作《十四行集》为标志,冯至创作道路,出现了第二个高潮。1942年冬到1943年春天,他又写出了中篇历史小说《伍子胥》。

  应该说明,这并不是他创作小说的最初尝试,早在1923年,他就发表了短篇历史小说《蝉与晚祷》《河上》等,稍后又陆续发表了《鲛人》 《仲尼之将丧》……。《伍子胥》无疑是冯至小说的成熟之作。据作者说,在《伍子胥》中,之所以“能放笔,不受历史传说的约束,给故事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是受到鲁迅《故事新编》的启发。它是与我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耳闻目睹以及个人的生活分不开的。”(《诗文自选琐记》)这部历史小说,寄寓着作者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痛恨,和对于人民的希望。它取材于历史,又不拘泥于历史。不仅加以铺陈,而且生发开去,虚构许多细节。它一方面突出人民群众的苦难和睿智;另一方面突出了楚国的腐朽和堕落。作品的“主调仍然是伍子胥为了决心倾覆楚国腐朽的王朝不得不走的艰苦的行程。一路上他只见善者受罪,恶人横行,美的感到孤单,丑的到处蔓延,但归终还是善战胜了恶,美压倒了丑。”(《诗文自选琐记》)从这部历史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冯至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萌芽。作品艺术上从容不迫,舒展自如,生活画面的描绘,典型环境的设置,人物情绪的渲染,显出了作者的特长。

  1943年9月,冯至又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山水》。初版收入作品十篇,1947年再版,增加了1942年后写的三篇,并附上了《后记》。这十三篇散文,写作时间前后相距十六年。书不厚,但分量相当重。

  《赤塔以西》写于1930年,正是中国漫着白色恐怖的时候。写的是作者赴德国途中的事和感受。它通过一个德国牧师与一个苏联大学生的对话,将宣扬爱的牧师那“真诚”的虚伪,和苏联十月革命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作者的倾向隐在描写的背后。它和作者的其他散文一样,没有动人的口号,没有革命的词句,作者的感情,生活的哲理,沉淀在作品的深处,底层。《赛纳河边的无名少女》,在传奇的故事里,呈露那“无笑”社会的面影。《人的高歌》是对为众人谋幸福者的颂歌,也是对以惊人的毅力创造出奇迹者的颂歌。《忆平乐》向“平乐的那个认真而守时刻”,并且不多收一分工钱的裁缝,献上谢意和敬意。

  《山水》中的大多数作品,穿插着小故事。它们是散文,又有着“沉思的诗”的特点。读后诱人回味,沉思。

  这个以“山水”为书名的散文集,不是访奇闻胜的记录,作者倾心的是“那些还没有被人类的历史所点染过的自然”,无名的山水和这些山水中的无名的人物。据作者自己说,朴素,坦白,少有历史负担,未经人工点缀、修饰的山水,给了他以无限的精神食粮,始终维系住了他向上的心情:“无论在多么黯淡的时刻,《山水》中的风景和人物都在我的面前闪着微光,使我生长,使我忍耐。就是那些杂文(指战斗的杂文——引者)的写成,也多赖这点微光引导着我的思路,一篇一篇地写下去,不曾感到疲倦。”(《山水·后记》)也就是说,保持纯洁向上的心,这是他的人生哲学的核心。二十年代,冯至苦闷、忧郁,但不颓废;三十年代后期开始,他逐渐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发生直接的联系,这时虽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向这个方向迈步。

  抗日战争后期,由于事实的教育,一大批原来不大关心政治的或对腐朽的国民党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转向革命方面。文艺界和学术界不少人用杂文作为武器,与反动势力作斗争。冯至也经历了这样的阶段,他说过:

  当时后方的城市里不合理的事成为常情,合理的事成为例外,眼看着成群的士兵不死于战场,而死于官长的贪污,努力工作者日日与疾病和饥寒战斗,而荒淫无耻者却好象支配了一切。我写作的兴趣也就转移,起始写一些关于眼前种种现实的杂文……(《山水·后记》)

  从1942年起,冯至写了不少杂文。《这中间》、《八月十日灯下所记》、《郊外闻飞机声有感》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这些杂文,并不箭拔弩张,但柔中有刚,在客观的描绘后,合乎情理提出发人深思的问题,在朴实的动人的述说中,包含着对反动派的憎恨和愤激。有作者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在。在西南联合大学,他参加了进步师生组织的一些活动。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冯至这时正在重庆。他和一些进步人士签名倡议开追悼会。解放战争期间,他站在革命力量一边,为推翻中国最后一个黑暗王朝,为新中国成立,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五、社会主义文化学术大厦的建筑者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冯至以极其欣奋的心情迎来了这难忘的一天,欢度了他生命史上最盛大的节日。

  解放后,冯至更加勤奋学习、工作。他钻研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1956年,他参加了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建国初,他就是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一面教课,一面担负着繁重的行政工作。此外,中国文联有关外国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工作,他也是负责人之一。文艺界学术界的重要活动,常常邀请他参加。他又是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五十年代,他相当多的时间都花在上述工作上。这些工作的成果,大多并不见诸文字,常被人们忽视,或不为人所知。1964年,冯至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当时,文艺界和学术界已面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文化革命”十年,冯至被剥夺了正常生活和工作的权利。粉碎“四人帮”后,他已是七十高龄,但仍然争分夺秒地从事学术研究,进行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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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冯至除做了大量有关本职和兼职行政事务性工作外,创作上、学术上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

  五十年代,冯至又一次出现了诗创作的冲动,写下了几十首抒情诗和叙事诗,后结集为《西郊集》,于1958年出版。关于这个诗集,作者说:

  新中国的诞生使每个中国人民亲自经历了一次新生。我于是又利用我业余的时间重新写诗,又重新把诗当作我生命里的一部分,不肯割舍。诗里基本的调子和过去的也迥然不同了,有信心,有前途,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的事业。同时对于人民的敌人也给以讽刺和攻击(《西郊集·后记》)。

  对于这些诗,何其芳的评价比较公允、准确。他说,冯至解放后所写的诗,“多数都写得过于平淡,缺乏激情。《韩波砍柴》和《人皮鼓》是还保留有作者早期的叙事诗的某些长处,而又比过去写得更加精练的作品。除此而外,从其他的作品就很难再见到作者早期诗歌的特色了。”(《诗歌欣赏(十)》) 《韩波砍柴》、《人皮鼓》是我国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少有的优秀叙事诗,有诗人独特的感受,有诗的内蕴的激情;有独特的思想深度,构思巧妙,艺术上不浅露。

  冯至还写了一些散文,结集的有《东欧杂记》,思想深度艺术特色都不突出。

  他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是《杜甫传》和关于杜甫及其作品的论文。冯至从青年时代起,就喜爱杜甫的诗,此后兴致一直不衰。因此,他在1951年写出《杜甫传》,不是灵机一动的产物。几十年间,他不断为这本书的写作积累学、识。《杜甫传》是我国学术界较早出现的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杜甫的著作。作者在尽可能详尽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杜甫的生活,他的奋斗,挣扎,他的思想演变、创作历程和作品生活内容、思想内容、艺术上的独创性等;对与杜甫有关的,从家世到家庭到亲友,从社会的经济、政治、哲学到伦理道德风尚,从自然科学到历史科学到文学和艺术,从杜甫所受的前人影响到他对后世的影响,都详略得当地作了清晰的评述,其中多有创见。

  据作者自己说,《杜甫传》的写作的目的是“让我们认识他(指杜甫——引者)在他的时代里是怎样生活、怎样奋斗、怎样发展、怎样创作,并且在他的作品里反映了什么事物。”写作时,作者采严谨的态度,“力求每句话都有它的根据,不违背历史。”(《杜甫传·前记》)

  《杜甫传》出版后,学术界对它评价较高。《文艺报》1953年第1期上,发表了李明的一篇简短但颇有份量的书评。认为该书基本上达到了作者原定的目的,“作者并没有在这里写下许多繁琐的考证和考据,而是用了比较平易、生动的文字,以杜甫一生的遭遇为经,以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为纬,给我们刻划了杜甫生平及其性格的一个比较鲜明的轮廓。”(《“杜甫传”》)

  至于这部传记的不足之处,有人说是在“对杜甫的作品作艺术的分析,并从中国文学的发展上来进行评价”方面。如果要求一部十几万字的诗人传记,对诗人的多达一千四百多首诗,作细致的艺术分析,似求之过苛;至于“从中国文学的发展上来评价”,要求则是合理的。《杜甫传》在这一方面也注意论述,但确有不足。

  对德国语言和文学的研究,是冯至长期从事的本职工作。二十年代初,他就开始发表有关德语著作的翻译文字。六十年来,成集的有:海涅的《哈尔次山旅行记》,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海涅诗选》,海涅的《西利西亚的纺织工人》和《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他还主持翻译了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的剧本。中国的翻译界,一向主张“信、雅、达”。冯至的译文和译诗都很出色。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诗是难以翻译的。由于冯至自己是杰出的诗人和学者,译诗能传原作的神韵,仍富有诗意,确属难能可贵。在德国文学研究方面,他为许多德文的中译本选集、译文集、译诗集作序,发表过不少单篇论文。1958年,他主编了《德国文学简史》。我国学人编著的德国文学史,三十年代初就有两种以上。因此,冯至主编的这一部,并不是最早的,但它却有编著者的许多新见解。

  无可讳言,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前期,在政治斗争频繁,我们党也犯有“左”的错误的时候,冯至有时也难免存在失误之处,但如果我们“顾及……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鲁迅语),那就不会厚非了。

  冯至几十年来,一直追求光明,倾向进步,他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到一个共产主义者,从一个幼稚的中学生,到杰出的诗人,蜚声中外的学者,一直保持着正直、忠厚、谦逊、朴实的品德和风格;他一直极其勤奋地工作,著译数量不算很多,但大都很有分量;我们更应看到,他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培养晚辈和青年上,他甘当“人梯”,乐做照亮他人的“红烛”。多少后学,对他怀着深深的感激;多少青年,对他表示无言的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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